[北方话与鲜卑语]

南北方言如此不同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?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。远的不说，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，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，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。头一次东晋继而宋、齐、梁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，以后是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的统治之下。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，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。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甚至大加提倡。则今山东、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。第二次南宋南迁，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。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，竟到了「庐人尽能女真语」的地步。说白了就是「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」。

鲜卑语词在《二十四史》中大量地保存着，仔细对比，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。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，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「十同六七」。

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，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，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、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。那么，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。尽管隋唐统一于前、元朝统一于后，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，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，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，与南方截然不同。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「来哉!来哉！」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，在北方就没有。北方自《元曲》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，南方也没有。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，北方语言近似白话。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。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。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，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。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(叫「胡语」也没关系)，北人说汉语也是「汉语胡音」，这是早有人说过的。因此北京的语音是「胡音」无疑，决非原来的汉音。北京语音调既是「胡音」，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「大杂烩」、「大融合」。例如下面这一句话：

「我带着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，想买点东西」。

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，其中「哇单」(wadnn)乃满语「包袱皮」(兜东西用的)，「客」是满语「去」(gene)的筛称，「站」是蒙古语的「站赤」(jam)，「胡同」即蒙古语的「浩特」或「河屯」(hoton)。短短的—句话，包含了汉、满、蒙三种语词，语法是汉语法。诏·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。谁曾料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样的复杂，它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，又是象征着民族大团结。当然，现在有些少数民族语词在汉语中表面上看不出来了。例如：我在内蒙去过一个村子参观「水土保持」，这个村子名叫「东擀杖」。甚为不解。后来，蒙古族同志告诉我原来叫「东甘珠尔」(「甘珠尔」系藏语)，竟讹成了「东擀杖」。「擀杖」者「擀面杖」也。「擀面杖」家家有之，易懂。「甘珠尔」难懂，老百姓且不知其含意，所以按具音近，讹成「擀杖」了。这种情形在语词中不知凡儿?多数已难复原，竟被人认为是汉语词了。其实不是。

所以，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，为「胡音」无疑。官话通行的范围，即「汉语胡音」扩展的范围。据语言学家的意见，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、西北官话、西南官话、江淮宫话。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，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北京、河北、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。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，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。若是从宏观来看，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，那就除去东南闽、浙、赣、湘、粤少数省份和青、藏外，都属于官话方言区。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象。

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：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，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，学会汉话之后，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。此事令我十分奇怪。南方学生就不行，总带乡音。外国学生更不行，四声都弄不好。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，必有一定的道理。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。

这反过来证明，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(保留在江南的)传统的语音，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「胡音」，即满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，但他们是统治阶级，于是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国语。